安徽省蚌埠市人民政府


蚌 埠 市 人 民 政 府 文 件

蚌政〔2000〕57号

印发蚌埠市殡葬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蚌埠市殡葬管理实施办法》已经12届人民政府第29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蚌埠市人民政府
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蚌埠市殡葬管理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殡葬管理，深化殡葬改革，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根据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和《安徽省殡葬管理办法》等法规、规章，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殡葬管理的方针是：实行火葬，节约殡葬用地，革除丧葬陋俗，提倡文明、节俭办丧事。
第三条 市、县（区）民政部门是同级政府殡葬管理工作的主管部门。日常工作以块为主，条块结合。公安、工商、卫生、城建、土地、交通、文化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协同民政部门做好殡葬管理工作。
第四条 本市行政区域为实行火葬地区。死亡人员遗体，除国家规定允许土葬者外，一律实行就地火化。对违反本办法擅自土葬的（包括骨灰装棺埋葬），由死者生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责令死者亲属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予以起尸火化、起棺平坟，一切费用由死者亲属承担。
　　尊重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实行土葬的少数民族死亡人员遗体，应在指定的墓地埋葬，严禁乱葬。对自愿实行火葬的，他人不得干涉。
　　华侨和港澳台胞来我市探亲、观光、工作期间死亡并要求在我市安葬的，除实行土葬的少数民族外，一律实行火葬。
　　外国人在我市死亡的丧葬事宜，由民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商定。
　　第五条 禁止遗体外运。医疗机构应加强对死亡人员遗体的管理，病员死亡遗体应妥善安置并及时通知殡仪馆接运，严禁私自接运遗体。遗体确需外运的，须经市、县(区)民政部门批准。凡无医疗机构死亡证明、公安派出所注销户口证明、殡葬管理部门运尸证明而将遗体运往异地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承运，公安部门有权禁止通行，并通知殡仪馆接运。少数民族死亡人员遗体需要运出土葬的，须经县级以上民族宗教事务部门证明，当地民政部门核准。
　　第六条 殡仪馆处理遗体，凭户籍所在地公安派出所出具的死亡证明；在医疗机构死亡的，凭医疗机构出具的死亡证明。无名尸体，凭所在地公安机关出具的死亡证明和接尸通知，骨灰不予保留。
　　第七条 遗体在殡仪馆的保存期限，除由市、县(区)民政部门批准外，不得超过7天，逾期由殡仪馆火化。 公安机关需要保存的无名尸体，保存期超过7天的， 逾期冷冻防腐费由公安机关负担，其它费用由民政部门负担；公安机关查明尸源的，费用由责任者或其亲属承担。
　　患有甲类急性传染病、炭疽病死者及高度腐败的尸体,须经消毒处理，严密包扎，并立即火化。
　　第八条 死者遗体火化后，提倡采用抛撒、深埋不留坟头和骨灰植树的方式处理骨灰，也可将骨灰存放在殡仪馆骨灰堂或安葬在骨灰公墓内，禁止在公墓以外埋葬骨灰。
　　市、县(区)民政部门对本行政区域范围内骨灰处理实施统一规划和管理，城建、规划、土地等部门应配合民政部门做好工作。
　　第九条 本市市区严禁搭设户外灵堂，死者亲朋举行悼念活动，应在家中或殡仪馆进行。
　　第十条 禁止在丧葬中进行扬幡招魂等封建迷信活动,城镇丧葬活动禁止吹打弹唱。
　　第十一条 禁止擅自使用公车参与送葬和祭扫活动，违者按照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大公车管理力度严禁公车私用的通知》(蚌办发〔2000〕29号)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二条 经营性公墓由市、县人民政府统一规划，报省民政厅批准，市、县民政部门兴办。公益性墓地和骨灰堂由乡(镇)人民政府统一规划，报县(区)民政部门批准，乡(镇)、村兴办。公益性墓地不得对外经营和为本村以外的其他人员提供墓穴用地，禁止建立或者恢复宗族墓地。
　　第十三条 严禁占用耕地、林地作墓地。禁止在城市公园、风景名胜区、文物保护区以及水库、河流堤坝、铁路、公路两侧建造坟墓。上述区域内现有的坟墓，除受国家保护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墓地予以保留外，应当限期迁移或者深埋，不留坟头。特殊坟墓处理问题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四条 生产、经营丧葬用品的单位和个人，应报请所在地县(区)民政部门审查同意后，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营业执照。生产、经营活动不得在批准的场所以外进行。
第十五条 禁止生产、销售、使用棺材、迷信纸器、锡箔、冥币等封建迷信殡葬用品和土葬用品。
第十六条 从事殡葬业务的单位，应自觉遵守殡葬管理的有关规定，增强服务观念，提高服务质量。
第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部门按下列规定予以处理：
1、在市区搭建户外灵堂的， 按照《安徽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暂行办法》有关规定强行拆除，并可对丧户处以1000元以下的罚款。
　　2、违法为丧户提供演出服务的， 按照《安徽省文化市场管理条例》有关规定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3、撒烧冥钱污染环境，或者在殡仪馆、 公墓指定地点以外的场所焚烧花篮、纸器、死者遗物的，按照《安徽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暂行办法》有关规定责令纠正，并可予以处罚。
　　4、未经批准，擅自兴建殡葬设施的， 由民政部门会同城建、土地部门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并可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5、制造、销售封建迷信殡葬用品的， 由民政部门会同工商部门予以没收，并可处制造、销售金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6、拒绝、阻碍殡葬管理人员依法执行公务， 或者借丧葬活动扰乱社会秩序的，由当事人所在单位予以批评教育；情节严重，违反社会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予以处罚。
　　7、殡仪服务人员利用工作之便索取财物的， 由民政部门责令退赔，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八条 当事人对处罚决定不服的，可按《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九条 各级政府应将殡葬改革纳入目标管理。各地在文明创建活动中，应将殡葬改革作为考核评比内容，对在殡葬改革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十条 县(区)人民政府可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市民政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一九九四年七月一日市人民政府发布的《蚌埠市殡葬管理实施办法》同时废止。




立法的归立法，司法的归司法

杨涛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三条有这么一个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设立检察委员会。检察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在检察长的主持下，讨论决定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问题。如果检察长在重大问题上不同意多数人的决定，可以报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但《组织法》颁布实施多年了，这一规定的后一款在司法实践中极少适用，因为首先检察长在实践中一般还是比较尊重多数人的意见，其次，如果真得出现检察长不同意大多数人的意见时，实践中可能就会是向上级检察院请示或大多数人改变意见转而拥护检察长的意见。
然而，现实中还是出现了检察长不同意检察委员会大多数委员的意见，并向当地人大常委会请示的事件。据《检察日报》5月16日报道，今年４月，贵州省黔南自治州某县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在讨论一起经济大案中，检察长在是否提起公诉问题上与其他成员的意见不一致，便报请人大常委会决定。在人大审议中，有人认为可以依法及时行使决定权，支持司法工作；也有人认为“重大问题”是否包括案件不清楚，待立法解释出台后再说。对于这则新闻，笔者关心的不是提起公诉问题上是否属于《组织法》所说的“重大问题”，而是由报请人大常委会，由人大常委会来行使这种本属于检察机关的权力是否妥当的问题。
“业术有专攻”这是古人对于学有所长、社会有不同的分工的一种描述，现代社会事务更加复杂，分工更加细化，而司法更是由仅凭一般人的道德和理性所能判断的事务上升为一种专业化的事务，需要专门的知识学习，需要经验的积累，英国大法官柯克说：“法律是一门艺术，是要经历长时间才能习得。”更何况司法动辄关系到公民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关乎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对其专业化的要求就更高。如果说，门外汉试着去耕田去教书，充其量就是贻笑大方，降低经济效益，但是，一个没有经验和法律知识的人来当操生死予夺的法官却是万万不可，公民的生命、健康与财产以及司法的信誉都不可作为试验品。人大在我国是权力机关，享有立法和选举产生政府、司法机关并对他们进行监督的权力，因此，人大在法律方面，擅长的更多是立法，而不是司法。因而，人大常委会，走出自己的责任田，走入一个自己并不熟悉的如何立案侦查、是否要批捕、起诉的检察权行使领域，能很好地担当吗？
退一步说，即使人大常委会能耕好他人的责任田，这也与现代社会权力分立与制衡的原理背道而驰，无法形成有效的监督。西方哲人说：“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所以孟德斯鸠强调要求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要分立与制衡，我们国家并不实行三权分立，可以说，包括检察权在内的司法权是人大权力的下位权力，由后者产生并受其监督，但是，权力分立和制衡的原理并非不能适用。检察机关由人大产生并受其监督，但并不意味着人大在监督检察机关时可以直接行使检察权，监督权从其性质上讲一般认为是一种程序上的启动权，即督促作出决定的机关或有权要求其改正的上级或其他机关启动重新审查的程序，监督者如果有权直接改变被监督者决定的权力，那么就永远无法摆脱“谁来监督监督者”的悖论，在监督者之外又必须再设置一个监督者，如此循环不止。更何况，人大还产生法院并对法院的审判工作进行监督，如果人大直接替检察机关作出了对某一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和提起公诉的决定，那么法院是不是必须判决其有罪，如果其本是一个无辜的被告人，法院如何在权力机关决定的压力下保持司法公正呢？
“有权力必有责任”，权力与责任是对等和伴生的，法院错判了，必须要赔偿，检察院错捕了，也要赔偿。但是如果一个案件是否要批准逮捕，检察长与大多数检察委员会委员有不同的意见，报请人大常委会决定，结果后者决定批准逮捕，如果这个批准逮捕的决定错误了，人大常委会要不要赔偿呢？我们在《国家赔偿法》是找不到答案的，这个法律对于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行使职权时出现了错误，以致侵犯了公民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时，如何赔偿作出了具体规定，可是就是没有对人大常委会作出了错误决定如何赔偿作出规定。也许在立法者头脑中，人大行使立法权和监督权，不存在直接侵犯公民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问题，但不幸的是《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这一规定将人大也应承担赔偿的问题摆在大家面前，出于许多人的意料。
其实，由《组织法》这一规定引发的悖论还很多，比如如果上级检察院发现人大常委会的决定错误，那是否可以撤销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呢？如何解决上级检察字与人大常委会的冲突呢？当初制定《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本来这一问题比较好解决的，即将其改成：“如果检察长在重大问题上不同意多数人的决定，可以报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决定”这样既保证了检察权的统一行使，又符合上级检察院领导下级检察院的精神。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在民主法治和宪政建设中，对于权力分立和权力制衡意识的缺失。这种意识的缺失，使我们在许多权力划分和制约的问题上，显得比较混乱，比如说党委与政府权力行使的关系，人大与司法机关、政府之间权力行使与监督的关系。
权力分立和权力制衡历来被等同于西方的“三权分立”而受到批判，其实，在任何法治和宪政国家，权力必须受到监督与制约，这里面有权利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也包涵权力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这就必须对权力进行明确分界和制定制约的机制，权力之间不能随意超越，但必须制约。在我国，在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前提下，在坚持国家的权力由人大选举产生并受人大监督的前提下，必须进一步厘定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界限、范围以及各自行使的机关，权力不能随意簪越，权力之间应当进行制约，才能使国家权力在法治的轨道上良性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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