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人民政府


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管理办法
市政府


第一条 为加强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管理, 保障城市建设顺利进行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本市行政区域内建设工程( 包括市政工程和房屋修缮工程)施工现场(以下简称施工现场)的消防安全管理,均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施工现场的消防安全, 由施工单位负责。建设单位应督促施工单位做好消防安全工作。
施工现场实行逐级防火责任制。施工单位应确定一名施工现场负责人为防火负责人,全面负责施工现场的消防安全工作。
第四条 施工现场防火负责人的职责:
一.组织宣传、执行消防法规、规章和防火技术规范,组织制定和审查施工现场的防火安全方案和措施。
二.落实各级防火责任制。
三.组织消防安全检查,纠正违章行为,研究消除火险隐患的措施。
四.协助消防监督机关调查处理火灾事故。
第五条 施工现场应根据工程规模配备消防干部和义务消防员,重点工程和规模较大工程的施工现场应组织义务消防队。消防干部和义务消防队在施工现场防火负责人和保卫组织领导下,负责日常消防工作。
消防干部的确定和更换,应报当地区、县消防监督机关备案。
第六条 消防干部的职责:
一.协助防火负责人制定施工现场防火安全方案和措施,并督促落实。
二.纠正违反消防法规、规章的行为,并向防火负责人报告,提出对违章人员的处理意见。
三.对重大火险隐患及时提出消除措施的建议,填发《火险隐患通知单》,并报消防监督机关备案。
四.配备、管理消防器材,建立防火档案。
五.组织义务消防队的业务学习和训练。
六.组织扑救火灾,保护火灾现场。
第七条 实行施工总承包的建设工程, 总承包单位与分包单位签订的承包合同,应规定分包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由总承包单位加强监督检查。
分包工程的施工单位,应按本规定实行逐级防火责任制,接受总承包单位或建设单位的监督检查。
第八条 除铁路铺轨、桥涵施工、输电线路架设、地下管线铺设、较小规模的房屋修缮工程和火灾危险性小的建设工程,以及乡村的建筑工程外,其他建设工程的施工单位均须在开工前15日内将施工组织设计、施工现场防火安全措施和消防保卫方案(以下简称施工组织设计和方案),报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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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建设工程的施工组织设计和方案,由市消防局审批:
一.国家重点工程。
二.单栋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以上的工程。
三.大型能源、电讯、交通枢纽等市政工程。
四.市消防局认定应当审批的其他工程。
下列建设工程的施工组织设计和方案,由区、县消防监督机关审批:
一.单栋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以上不足3万平方米的建设工程。
二.建筑高度24米以上的工程。
上述范围以外的建设工程的施工组织设计和方案,须报当地区、县消防监督机关备案。
第九条 施工组织设计和方案, 应包括下列内容:
一.建设工程的位置、建筑层数、面积、高度、施工工艺、方法和使用的材料。
二.生产、生活用火区(如锅炉房、沥青锅、茶炉房、厨房等)位置。
三.各种临时建筑的位置、结构、防火间距和用途。
四.易燃、可燃材料的存放地点、堆垛体积等。
五.工地消防给水管道、临时消防立管和室外消火栓的位置、管径;消防车道宽度和消防泵房的位置(包括泵的型号、规格),供电线路架设方位及电压等。
六.配备消防器材的数量和种类。
第十条 施工现场应遵守下列规定:
一.因施工需要搭设的临时建筑,应符合防火要求,不得使用易燃材料。
二.使用电气设备和化学危险物品,必须符合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严格防火措施,确保施工安全,禁止违章作业。
施工作业用火必须经保卫部门审查批准,领取用火证,方可作业。用火证只在指定地点和限定的时间内有效。
三.施工材料的存放、保管,应符合防火安全要求,易燃材料必须专库储存;化学易燃物品和压缩可燃气体容器等,应按其性质设置专用库房分类存放,其库房的耐火等级和防火要求应符合公安部制定的《仓库防火安全管理规则》;使用后的废弃物料应及时清除。建设工程内不准作为仓库使?
?不准积存易燃、可燃材料。
四.安装电器设备、进行电气切割作业等,必须由合格的焊工、电工等专业技术人员操作。
五.冬季施工使用电热器,须有工程技术部门提供的安全使用技术资料,并经施工现场防火负责人同意。重要工程和高层建筑冬季施工用的保温材料,不得采用可燃材料。
六.施工中使用化学易燃物品时,应限额领料。禁止交叉作业;禁止在作业场所分装、调料,禁止在工程内使用液化石油气钢瓶、乙炔发生器作业。
七.非经施工现场消防负责人批准,任何人不得在施工现场内住宿。
八.设置消防车道,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和安排足够的消防水源。
九.消防泵房应用非燃材料建造,并设在安全位置。施工现场的消防器材和设施不得埋压、圈占或挪作他用。冬季施工,须对消防设备采取防冻保温措施。
第十一条 对在施工现场防火安全工作中作出成绩的集条和个人，由公安机关、上级主管部门或本单位给予表彰、奖励。
第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的规定, 或施工现场存在重大火险隐患,经消防监督机关指出后,不按期整改的,消防监督机关有权责令其停止施工,立即改进;属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罚;对引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第十三条 本办法具体执行中的问题, 由市公安局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1989年8 月1 日起施行。1956年2月28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的《北京市基本建设工程工地防火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防火规范
一.不准支搭易燃建筑。必须支搭时,按照本市有关规定执行,并在规定的期限内拆除。经批准支搭的易燃建筑,不准用于明火作业。
二.施工作业用火必须经保卫部门检查批准,领取用火证,方可作业。用火证只在指定地点和限定的时间内有效。
三.焊工必须经过专门培训,考试合格后,方准独立操作。电气焊割必须符合防火规定。
四.电气设备的安装、使用,必须符合《北京地区电气安装标准》的规定。非正式电工不得安装电气设备。
五.冬季施工用的电热器须有工程技术部门提供的安全使用技术资料,并经施工现场防火负责人同意,方可使用。重要工程和高层建筑冬季施工用的保温材料不得用可燃材料。
六.施工现场的可燃材料堆场的设置,应符合公安部《关于建筑工地防火基本措施》的规定。
工程内不得积存易燃、可燃材料,施工中的废弃物料应及时清除。
七.化学易燃物品和压缩可燃气体容器等,应按其性质设置专用库房分类存放,其库房的耐火等级和防火要求应符合《仓库防火安全管理规则》的要求,液化石油气钢瓶、乙炔发生器不准在工程内部作业。
八.仓库、机械设备用房和化学易燃物品操作间等不得采用易燃建筑。
九.施工中使用化学易燃物品时,不得交叉作业;严禁在作业场所分装、调料,并应限额领料。
在室内进行装修作业使用化学易燃物品时,电器设备要符合防爆要求。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设施要求
一.室外消火拴的数量不得少于两座,并应按每座消火拴保护半径不超过50米的要求确定其总数量。
二.室外消防给水管网应成环形(现场无法做环形时可枝形),其管道直径不应小于100毫米,消火栓的出水口直径为65毫米。
三.高层建筑施工现场,必须设置高压给水系统,消防给水管道的直径不得小于100毫米,并逐层安装口径为65毫米的消火栓。每座消火栓的保护半径不得大于25米。
建筑物(不含住宅建筑)高度在50米以下的,其消防用水量不应小于15升／秒,高度超过50米的,其消防用水量不应小于30升／秒。
四.消防泵用电,应与施工和照明等用电分开设置。
五.施工现场必须设有消防车道。消防车道的宽度不得小于3.5米,车道上空遇有管架、栈桥等障碍物时,其净高不应小于4米。高层建筑主体工程周围应有可停靠消防登高车的地方。施工现场须有两个以上的出入口供消防车通行。



1989年7月18日
王新宇


关键词: 女子财产继承权 家制 夫妻财产制 权利能力
内容提要: 女子财产继承权是近代法律变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民国时期这一立法上的变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一种性别权利的突破。但女子财产继承权体现的仅仅是一种权利能力，而不是行为能力;无论是未嫁还是已婚，女性都没有真正的财产支配权。一方面是女性权利依然处在家长权、夫权之下，另一方面女性自身也不具有行为能力，甚至在债务继承时家境贫寒之女反受继承权之害。这场立法突变实则利弊各半，原因在于这项法律变革基于一场政治运动，而不是社会变迁的结果，这对现代法律变革极具启示。


在中国法制史上，民国时期向被视作传统与现代的分水岭。在这一时期，近现代法律体系得以形成，基本法律制度得以确立。但“在以理性为主旋律的近现代社会之中，……家庭领域始终是制度理性需要占领但又难以攻克的最后一个堡垒。”①始于1926年的女子财产继承权法律变革，也可谓是充满艰辛。是年一月，民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妇女运动决议案》，并敦促国民政府，从速依据宪纲对内政策第十二条“于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之发展”之规定:一制定男女平等的法律;二规定女子有财产继承权［1］(P．317)。女子财产继承权的法律确认，无疑代表着一种现代理性的胜利。然而这种理性的胜利，固然有其先进性，但其立法效果则不能仅凭一条一款来衡量。本文拟以法学方法论为视角，对该时期女子财产继承权的真实状况进行全面的解读与阐释。

一、家制之下的女子财产继承权

(一)废宗祧继承，女子财产继承权成为可能

宗祧制度，是近代法律变革以前的一项法律制度，以“承奉祖先祭祀，以绵血食”为标的。但是宗祧继承有五大原则:一异姓不得乱宗;二限于男子有受继权;三独子兼祧，不限于两支;四准许虚名待继;五被继承人亡故，该亲属会有主张应继之权［2］。从宗祧继承原则来看，宗祧继承人的主体资格已经严格地限定为男性。不过，并不是每一个男性都能获得继承宗祧的资格，能够得以继承宗祧的，只有嫡长子和嗣子。嫡长子为妻所生，而嗣子是养子，必须通过立嗣取得合法身份。虽然“立嗣目的，厥在承宗”，“然实际上，宗祧继承人，亦即遗产继承人。争继实即争产。”［1］(P．347)按中国旧制，“遗产之承受，除被继承人有遗赠行为外，以宗祧继承为先决问题”［2］，“家产由继承祭祀之家族(男子)承继。”［3］(P．11)但宗祧继承，非嫡子，非长子，而是嫡长子［1］(P．817)。可见宗祧制度的存在，遗产继承对于非嫡长子而言是一种限制，对女性而言，更是不得涉猎的禁区。因为“宗祧重在祭祀，故立后者惟限于男子，而女子无立后之权，为人后者亦限于男子，而女子亦无为后之权”［4］(P．788)。在宗祧继承之下，女子不仅被剥夺了立嗣权，而且也没有被立嗣的权利。
近代法律变革之始的《大清民律草案》，对于宗祧继承的存废是闪烁其词的。②虽然在立法草案说明中提到“虽取家属主义，须宗自为宗，家自为家”［1］(P．817)，但也说明“所谓继承之身分权者，礼制所乖，毋容混淆”［1］(P．924)，对于女性继承依然严格限制。虽然，《大清民律草案》将妻的继承顺序排在直系尊亲属之前，“妇人，夫亡无子守志者，得承其夫应继之分为继承人”，“若其妇独能守志，则其应继之分应归其妇”，但“后族中苟有可嗣之人，仍可立嗣”［1］(P．948)。从这一点来看，寡妇继承所得财产只不过是暂为家族存留，因为立嗣是寡妇不能拒绝的行为，③其财产终必为嗣子所有，而且再嫁也不能随其转移。另一方面，《大清民律草案》将妻设置为限制行为能力人，即便其夫去世，也还是仍在家长的监护之下。而亲女继承，只能发生在户绝，即同宗无可继之人之时，条件之苛刻，有等同于无。可见遗产继承，无论是“妇人”，还是“亲女”，都掣制于宗祧继承。

1915年法律编查会和1926年修订法律馆的《民律继承编草案》都对宗祧继承明确加以规定。1928年《继承法草案》修订时，尽管草案中依然可见嫡子、嗣子之词，但明确废除了宗祧继承制度。因为在该草案修订时，《妇女运动决议案》已获通过，男女平等以及女子继承权已成为法定原则。1930年立法委员会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审查的《亲属法继承法立法原则》，再次明确废除宗祧继承，并举出三大理由:一是社会发展，社会组织以家为本位，而不是以宗为本位，宗子主祭已成虚名;二是社会上长房未必大宗，且有长房兼祧次房之后，有违小宗可绝之古制，宗祧继承已经有名无实;三是宗祧继承惟限于男子，女子无为后之权，有悖男女平等原则［1］(P．591－592)。但是同时也说明，选立嗣子，是当事人的自由，立法无庸加以制止。此一特别说明，无疑为社会适应新的法律制度特设了一个过渡期。

从立法沿革来看，宗祧继承的废除，意味着男子在私法领域某些特权的废除，也意味着对女性财产继承的禁锢可能被解除，使得男女平等具备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但男子特权的废除，宗本位向家本位的转变，并不必然会给女子财产继承带来实质的进展，而仅仅是一种可能。

(二)立家制，名至而实不归

我国传统社会，为男系血统宗法主义社会，强调男性血缘关系的延续和伦理秩序的建立。在宗法废除之后，家制存废问题，成为传统与现代博弈的另一个焦点。家制存废，涉及社会的基本构成能否由传统的家庭本位转向现代的个人本位。家本位之下，家庭单个成员不能成为独立的主体，也就是说，家庭成员的独立人格，会被家制所吸收。

《大清民律草案》明确设定家制，且“亲属法既采家属主义，不采个人主义”。其原因在于“以家属制度之社会，采用个人主义之法律，则可谓两背”。并在起草说明中提到:编纂一国法典，必须是实际与理论兼顾，不能用理论长短来衡量法律之优劣。法律采用个人主义，必须是社会先于法律而以个人主义为本位，但这与中国当时社会所不符。因为“中国今日之社会实际情形，一身之外，人人皆有家之观念存，”“而家长、家属等称谓散见于律例中颇多……数千年来;惯行家属制度之习尚，是征诸实际”［1］(P．816－817)。“在中国宜从家之实际组织上著眼，即从家长、家属之关系上著想，其系统上之关系”，“家长及家属一节者，先规定家长之资格，继以家长之权利，次及于家属，不言家属义务者，以家长权利，其对面即家属义务存焉故也”，“家政统于家长”(第11条);1915年《亲属法草案》规定“家长，以一家中最尊长者为之”(第8条)，“家政，统于家长”(第11条);1926年《民律亲属编草案》除对家制做了相同规定，并专设家产一节［1］(P．833－834);1930年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副院长林森提请中央政治会议核定《民法》亲属、继承两编立法原则，亲属法立法原则中包括:家制应设专章规定。届此，“已不承认前法制局所篡新亲属法草案为当，而欲恢复前清民法草案”。④
对于采取何种主义，立法当局认为“个人主义与家属主义之在今日，孰得孰失，固尚有研究之余地，而我国家庭制度，为数千年来社会组织之基础，一旦欲根本推翻之，恐窒碍难行，或影响社会太甚”［4］(P．786－787)。

家属主义与个人主义之争，一个重要的论点便是家属主义是否助长了人民依赖之心。坚持个人主义列举了中国不适合家属主义的三大理由:“家人在共同生活之下，养成依赖性，长游惰之风，阻上进之路，减少生产，增加消费，此及于经济上之恶影响也;重家轻国，勇于私斗，怯于公战，此及于政治上之恶影响也;集素昧生平，情感违异之人，强相结合于一室，变起萧墙，纠纷莫解，此及于社会上之恶影响也。”［5］坚持家属主义的一派认为“个人主义”是西方社会的产物，但是“西方依赖他人之心思甚少之原因，实由工商业发达，人人皆有自食其力之路，至国家救济，贫民保险制度，均极发达，故人民自无须依赖他人”［1］(P．817)。而个人主义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矧自农业经济论之，耕作单位之小家庭，于种种方面实优于个人主义耶。以我地大物博，今后政策亦必重农。则对于大多数农民，生活基本上家庭尚不宜破坏也。”而且采用家属主义，并不是为了保护家长权利，实际上是家长忍辱负重，因为“我国家制以男系的家庭制度而兼个人主义之精神，家长权与亲权、夫权并立其特色也。家长对于家属生计、教育职业之筹书、及未成年人无能力人之保护，皆负全责。俗语喻以为子女作为马牛者，盖几乎只有义务而无权利。此人伦道德，涵濡已深之所致也。”［6］法学界一场理论论战，终以家属主义为胜而告终。

家制对于女子财产继承权的影响，在于家长对于家产的管理。根据旧律，家长的权利之一就是“管理家产，子弟不得私有其财产，而当总摄于一家:故一切之所有，皆为家财”。立法院民事起草委员会在《民事亲属继承起草说明书》中阐明设置家制是仿效瑞士民法［1］(P．643)，但“瑞士之家制，纯为家产而设，故不标题曰家，而曰家属的共同生活，家长之权义，仅及于家产而止。是即所谓家长者，即为管理家产之人，所谓家属者，即为对于家产应受家长处分之人。”［7］在民国时期历次草案中，只有1926年草案设定家产内容，其他草案均无涉猎。当立法出现空白，根据“法无禁止即为自由”的权利推定原则，家长对于子女乃至家属的家产依然享有管理权。

家制之设定以共同生活为本位，社会组织以家为单位。家制之下，家庭内部成员必然听命于家长，男人之间的平等都不是一件易事，男女平等更是缺乏体系上的完整性。女子财产继承权虽然于法有据，但在家制之下，根据家属主义原则，对外主体不独立，对内其人格被家长所吸收，其继承所得之财产，并不会掌控在自己手里。

二、司法解释之下的女子财产继承权

《妇女运动决议案》通过之后，该决议案在广州政府时期曾作为辖内各省诉讼的准据予以实施，武汉政府期间还出台过具体的议案和解释，到了南京政府和宁汉合流之后，南京方面的保守立场却逐步占了上风，开始严格限制妇女继承权。⑤特别是女性婚姻状态，成为女性能否继承父家财产的先决条件。

在女子继承权被确定为法律原则之后，各省在具体适用过程中产生了三个问题:“(一)已嫁女子，有没有继承财产权;(二)继承财产与宗祧继承，可否混合;(三)嗣子有没有继承权”。武汉政府司法部的答复是:

1.继承限于亲生子女与配偶;2．已嫁女有财产继承权;3．宗祧继承与财产继承两不相混;4．立嗣与否听本人自由，但非被继承人生前有合法遗嘱，不得与亲生女均分遗产;5．无人继承或受赠的遗产，归国库为普及教育之用。⑥

但南京最高法院的意见，与武汉方面全然相反。1927年解字第七号武汉司法部先是规定女子获得财产承继权，但南京最高法院解释第三四号认为:

查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妇女运动决议案，系前司法行政委员会会行广东、广西、湖南各省
高等审监庭在未制定颁布男女平等法律以前。关于妇女规定，根据上项决议案，法律方面之原则而为裁判。按上开会文，以财产论，应指出未嫁女子与男子同有继承权，方符法律男女平等之本旨，否则女一出嫁无异于男已出继，兹不适用上开之原则［8］(P．73)。

1928年解字第四七号进一步确定:女子继承财产系指未出嫁之女子而言、不问有无胞兄弟、认为有同等承继权;至出嫁之女子、对与所生父母财产、不得主张承继权。1928年解字第九二号解释(最高法院答复江苏高等法院函)如下:

第一点，应分别情形解释于下:(甲)女子未嫁前与同父兄弟分受之产应认为个人私产，如出嫁掣往夫家，除妆奁必需之限度外，须得父母许可，如父母俱亡，须取得同父兄弟同意;(乙)女子未嫁前父母俱亡并无同父兄弟，此项遗产自应酌留祀产及嗣子应继之分，至此外承受之部分，如出嫁掣往夫家，除妆奁必需之限度外，仍须得嗣子同意。如嗣子尚未成年，须得其监护人或亲族会同意;(丙)绝户财产无论已未出嫁之亲女，固得对于全部遗产有承继权，但依权义对等之原则，仍须酌留祀产。如本生父母负有义务(如债务赡养义务之类)，亦应由承继人负担。第二点，女子被夫遗弃留养于母家，其本生父母既许其分产，自无禁止其与兄弟分受遗产之理。第三点，妇人夫亡无子守志者，不问其出嫁前有无承继本生父家之财产，但既为守志之妇，自得承受夫分，希即查照饬遵［8］(P.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