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产生与发展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朱晓东

【摘要】：中国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一场深刻的农业制度变迁，一直为社会科学界学者所关注，特别是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已经列人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之后，又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因此，用制度经济学理论分析农民合作制度的变迁极其绩效是有现实意义的。本文首先分析了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制度产生的主要诱因，然后对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收益和成本进行了经济学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强制性和诱致性道路相结合是我国发展农村合作组织的最佳途径的观点，并对具体的组织模式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关键词】：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产生 发展 制度经济学分析

在农业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情况下，我国农业以农户小规模经营为基本特征的制度安排显然已不能适应竞争的要求。为了有效增加农民收入和应对WTO的挑战，需要构建与新的环境相适应的组织制度。这一点，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也引起了国家的重视。目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已经列人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
本文所指的“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指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中由农民所组建、具有“专业技术协会”、“专业研究会”、“专业合作组织”等称谓、不同程度地为农民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的组织，[1]之所以称为“新型”是相对于建国初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而言的。
1980年，几乎与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步，中国出现了第一个农村专业技术协会。从此，一种崭新农业经营组织形式在中国大地悄然兴起，并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蓬勃发展起来。据农业部门统计，到2004年为止，中国农村有各类合作经济组织140多万个。对于其中规模较大、管理较好、活动比较规范的，据农业部2004年初提供的材料，全国30个省区市(不含西藏)共有95330个，会员1150多万人[2]。这种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以家庭承包经营和农民自愿为基础，按照“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组织农民共同从事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储藏和销售，为农民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的各种服务，在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人，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与此同时，由于受农民的文化素质、资金实力，以及外部制度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发展中也遇到了一些难以克服的障碍，产生了许多问题，影响了其健康发展和作用的充分发挥。本文试用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探讨一下我国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制度产生和发展模式选择。
一、对制度经济学的有关概念的界定和说明
中国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一场深刻的农业制度变迁，一直为社会科学界学者所观注，特别是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已经列人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之后，又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因此，用制度经济学理论分析农民合作制度的变迁极其绩效是有现实意义的。为此，我们有必要对制度经济学的有关概念进行说明和界定。
关于制度，舒尔茨（T.W.Schultz）将其定义为“管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这一定义已为研究制度的学者所接受。诺斯进一步界定说，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主体福利和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
在把制度作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内变力量，放弃不确定性、交易费用都不存在的假定之后，借助经济人假设和意识形态等理论来分析经济行为的制度变迁理论，就把经济学真正和现实衔接起来了。
最著名的制度变迁模型是诺斯提出来的。它假定：制度变迁的诱致性因素在于主体获得最大的潜在利润，即在已有的制度安排中无法实现的外部利润，如规模经济、风险降低和转移、外部经济内部化、交易费用的降低和转移等带来的收益。要获得这一部分收益，就需要不断实施制度创新，达到帕累托最优的制度均衡状态。
因为创新的行为主体和决策的行为主体都要在制度变迁中的收益大于成本，换句话说，就是在制度变迁的“边际收益=边际成本”的情况下实施创新，因为需要时间进行判断，需要时间达成一致同意，况且还受认识和组织、发明、菜单选择、启动时间的影响，制度的创新便只能是一个供给滞后的状态。供求不平衡诱致人们去学习和认识新的潜在利润，从而在边干边学中实施后续的制度创新。这样，制度创新与变迁将是渐进性的。
林毅夫将潜在利润看作是制度不均衡时的获利机会，认为这会自发地诱使行为主体在收益与成本的比较之后，通过需要费用的谈判过程，达成一致同意。加上搭便车的问题，诱导性变迁是一个持续的制度不均衡和制度短缺过程。
为了弥补制度的供给不足，加上国家生产“制度安排”这种公共产品具有优势，制度供给就成了国家的基本功能之一。但是因为国家只有在“预期边际收益=预期边际费用”的情况下才能实施创新，而国家的制度创新中还有非经济因素，这就使国家并不能仅仅通过制度法令引起强制性制度变迁，就建立符合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需要的那些制度安排（如建国初期的合作化运动），“政策失败就成了不可避免的现象。
可以说林毅夫的诱导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型修正了诺斯制度变迁的一般模型。所以，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模型，我们不妨称之为诺斯——林毅夫模型。[3]
据此，本文首先分析了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制度演进的主要诱因，然后对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收益和成本进行了经济学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强制性和诱致性道路相结合是我国发展农村合作组织的最佳途径的观点，并对具体的组织模式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二、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制度产生的主要诱因
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制度变迁来自个人理性，正是个人的理性导致了对制度变迁的需求；同时个人的理性行为受有关知识的制约，而有关知识的有效的供给，也就是制度变迁的供给。因此，实行家庭承包制后，农民对于社会化服务的需求，反映了他们对于制度创新的需求，而对于市场经济和合作经济组织的重新认识，就成为制度创新的供给。
家庭承包制相对于人民公社体制是一种新的制度安排，是一种由企业(人民公社)内部分工来实现纵向一体化生产的组织制度，转向由农户独自完成纵向一体化生产的组织制度安排。因此，实行家庭承包制后，农户作为独立的生产经营单位，必须独自解决产前、产中和产后各个环节的各种问题。德姆塞茨指出，如果万事不求人的纵向一体化企业，做不到以平均最低成本生产同样数量的产品，就要承担生产无效率的后果。市场规模的扩大，可以使企业避免这种无效率，办法就是把纵向生产的不同阶段分成独立的行业，每个行业都有专业分工的企业，每个企业的人员和规模都根据主要生产阶段的规模经济标准而定。所以，建立在农民家庭经营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发展，导致了他们对于社会化服务的制度需求，并由此产生了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制度供给。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土地政策，把土地按人口进行“均包”，从而形成了一家一户的小型土地经营格局。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体制，虽然在初期激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并有效地节约了监督费用，但是随着农业的发展和农产品市场化、国际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显示出其效率低下、交易成本过高的弊端。
交易成本主要包括获取市场信息和谈判、履约的成本。小规模经营交易成本过高的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首先，由于市场化的不断发展，生产活动越来越变成社会的活动，信息成本也越来越具有交易成本的性质。对农户而言，信息成本主要指进行市场调查以获取各类农产品、生产资料、技术等的价格和质量的信息，以及寻找潜在的买者和卖者，获得与他们的行为有关的各种信息所付出的成本。由于农村居民居住比较分散，交通和通讯也比较不便，要获得真实、完整的信息，就要花费较高的交通、通讯、时间、精力等成本。其次，随着信用经济的逐步建立，农民和外界的交往也越来越依靠法律的手段。交易成本中的谈判、履约成本主要包括讨价还价过程，起草、讨论、确定交易合同过程，监督合同执行过程，以及在合同另一方未履行时要求赔偿的过程等[4]。我国分散的小农户因为缺乏有力的组织，文化素质较低，法律意识淡薄，法律知识欠缺，且实力相对弱小，在社会阶层中属于弱势群体，所以，在谈判过程中容易处于不利地位，付出较高成本却难以抵御各方对自身利益的侵害。
由于要负担过高的交易费用，农业小规模经营这样一种制度安排就显得效率低下。这也是我国在1980年，几乎与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步，就出现了第一个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的主要原因。诺斯指出：如果一种制度安排还存在潜在利润的话，就意味着这种制度安排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因而处于一种非均衡状态。制度非均衡的出现，意味着出现了制度变迁的客观必然性和基本动力。他进一步指出，制度变迁的诱致因素，在于经济主体期望获得最大的潜在利润，即希望通过制度创新来获得在已有制度安排中所无法取得的潜在利润[5]。为了改变经营效率低下的状态，农民作为小规模经营体制的经济主体，就有强烈的愿望把自身组织起来，形成一种合作型的经济组织制度，这是小规模经营进行制度变迁的主要诱因。
三、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制度产生的收益成本分析
所谓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这样一种正式制度安排：在激烈的竞争中，非公司的农户为了提高自己的群体竞争能力而自愿结合起来形成产权完全归其成员所有或控制的经济共同体组织。这是一种非市场意义的契约型经济组织，对内主要为其成员提供服务，对外以法人资格开展经营活动，履行普通经济法人的权力和义务[6]。这种合作经济组织之所以能成为制度变迁的目标取向，在于其潜在的收益——成本对比关系。
(一)建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经济收益分析
1、建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收益主要在于农户与农户、农户与厂商、农户与政府进行交易时，能有效地降低其交易费用。我们知道交易费用与交易次数成正比。现在假设有X个农户，都需要到Y个市场去购买农产品或销售农产品一次，则交易次数：
N1=f1(X，Y)=X×Y
如果在农户和市场之间建立一个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则首先合作经济组织与X个农户进行X次交易，然后合作经济组织再与Y个市场进行Y次交易，则交易次数[7]：
N2=f2(X，Y)=X+Y
显然，当X>2，Y>2时，N2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办公厅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办公厅、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群众逐级上访和分级受理办法（暂行）》的通知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办公厅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



通知
各盟市、旗县委，盟行政公署，市、旗县人民政府，自治区各部、委、办、厅、局和各人民团体，各大企事业单位：
为了进一步贯彻国务院和自治区信访工作《条例》，促进我区信访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建设，使信访工作更好地为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服务，我区将从1999年开始普遍推行群众逐级上访和分级受理制度。各地区、各部门一定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周密部署，
制定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确保这项工作积极稳妥地展开。要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广泛宣传，逐步使这项制度家喻户晓。
经自治区党委、政府同意，现将《内蒙古自治区群众逐级上访和分级受理办法（暂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实施过程中有何问题和意见，请及时报告自治区党委政府信访局。



第一条 为了规范人民群众上访行为和明确各级党政机关及有关部门的责任，保护上访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上访秩序和社会秩序，及时、就地、正确地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根据宪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务院《信访条例》、《内蒙古自治区信访条例》，结合自治区实际，特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自治区内的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适用本办法。群众上访应当遵守本办法。
各级党政机关在受理信访人提出的信访事项时，应当根据上访反映问题的性质、管辖和职责权限，坚持“分级负责、归口办理，谁主管、谁负责，及时、就地依法解决问题与思想疏导教育相结合”的原则，积极主动、实事求是地处理好群众上访问题。
第三条 各级信访部门是管理本级信访工作的综合部门，有权对同级其他部门和下级党政机关处理的上访问题进行检查、督促、协调、指导及责成有关单位办理和重新查处，必要时可组织力量直接调查处理。
第四条 对归属不清和涉及几个部门或跨地区的上访问题，由当地党政信访部门协调有关部门研究处理，各有关部门要积极配合。
第五条 中直、区直、“三资”企业及无主管企业的上访问题，属地方政府管辖范围的，按逐级上访程序办理；属企业内部问题，按法律、法规和有关规章办理；无具体规定的，由党政信访部门报请当地政府指定有关部门接待处理。
第六条 除已经或者应当通过仲裁、复议、诉讼解决的信访事项和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以及可能造成社会影响的重大、紧急信访事项之外，以下信访问题均纳入本暂行办法的受理范围：（一）向党政机关反映问题，提出要求；（二）向党政机关提出申诉；（三）检举、揭发和控告党政
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一般问题。
对涉及法律、法规、申诉类来访事项，按有关法律法规可明确告之来访人应向有权作出处理决定的部门或单位反映。其中：接待依法应由法院和检察院受理或已进入司法程序的来访事项，信访部门登记后告之来访人依照有关法律法规逐级到司法部门反映。接待应通过行政复议或仲裁的
来访事项，应告之来访人到有关行政复议或仲裁部门反映；对复议或仲裁结果不服或不需复议的，可告之应在时效期内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七条 群众逐级上访应当首先向依法有权直接作出处理决定的党政机关或者单位（以下简称起始单位）提出。起始单位一般为乡镇、街道办事处以及旗县（市区）职能部门，企事业单位或者企事业单位的上一级主管部门。
第八条 对群众通过上访形式反映的情况、表达的意愿、要求等，依法有权作出处理决定的责任单位和部门应当按照《信访条例》的规定尽快查清事实，及时作出处理，并出具《群众上访事项处理决定书》（以下简称《处理决定书》），将处理结果答复上访人。受理部门在向上访人出
具《处理决定书》时，应同时抄报上一级业务主管部门和本级党委、政府。
对来访反映问题的处理期限一般为30日，如30日内不能办结，应当将原因及时告知上访人，办理期限最长不得超过90日。上访人对处理结果不服的，可持《处理决定书》到受理部门要求复查。受理部门要在30日内复查完毕，并在原《处理决定书》上写明复查意见，出具给上访
人。若上访人不同意，可以在收到书面复查意见之日起30日内持复查意见到上一级主管部门再次要求复查。
上一级主管部门经认真复查后，对直接责任单位正确的处理意见应予以维持；处理不当的，可责成原办理部门重新处理，也可以直接作出处理决定。复查处理时间一般不超过60日。因情况复杂需要延长时间的，应向上访人作出解释。上一级主管部门复查完毕，应向上访人出具《群众
上访事项复查决定书》（以下简称《复查决定书》。若上访人同意，视为上访终结。
上访人对两级复查意见仍不服，可持《复查决定书》再到上一级主管部门要求重新复查。上一级主管部门应在30日内作出重新复查决定。在重新复查时，如果认为《处理决定书》或《复查决定书》处理不当，应交下一级主管部门在30日内重新复查处理。经重新复查，确认《处理决
定书》和《复查决定书》处理恰当，不再重新处理的，应向上访人出具《群众上访事项重新复查决定书》（以下简称《重新复查决定书》）。出具上访问题决定书的上两级主管部门复查、重新复查意见一致，视为处理终结。
第九条 上级信访部门受理对复查不服的上访问题时，有权调阅案卷，听取汇报，协调处理。必要时可直接派人调查。对所形成的处理意见，下级及有关部门必须执行和落实，凡拖着不落实的，复查部门有权追究其责任。各地区、各部门复查、复议后应答署意见，否则视为无故导致越
级上访。
第十条 对未经基层处理、复查而直接越级上访的群众，上级信访部门或主管部门只作接待、登记、疏导和咨询工作，不立案，不交办。上访人滞留不回的，由下级或直接责任单位派人接回。
第十一条 上访人反映的问题正在办理或复查、重新复查期间，对来访人的重访一般不再接谈，只作登记并告之回去等待处理和答复。
第十二条 上访人对基层单位处理意见不服，到上一级机关上访，申请复查、重新复查的，属下列情况的应予立案：
（一）处理意见认定的主要事实有出入或证据不足的；
（二）处理意见定性不准的；
（三）处理意见不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
（四）处理意见基层单位不落实的。
第十三条 上访群众反映问题应遵守逐级上访原则：
（一）受理单位或上级管辖部门在规定时间内，对上访人反映的问题正在进行调查处理和复查、重新复查，上访人要在居住地或所在单位等候，不得越级或多头上访，否则给予批评教育。
（二）上访问题查处完结或复查、重新复查终结，上访人应在《处理决定书》、《复查决定书》上签字，无故不签字的，应视为处理终结。
（三）上访人反映的问题已按政策妥善处理，又经多方做思想工作，上访人仍然不听劝阻，坚持过高或无理要求，继续到各级、各部门进行上访，甚至影响社会治安和机关正常办公秩序，应视为无理上访，各级信访部门或主管部门应按国务院《信访条例》和《内蒙古自治区信访条例》
进行处理。
（四）多人反映共同意见、建议和要求的，应当推选3至5名代表向直接责任单位反映，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应持《处理决定书》逐级上访。对多人越级上访，上级信访接待部门原则上不予接待，并要及时向下一级党、政机关通报情况，协助做好工作，由上访人所在地或主管部门派人将
上访人员接回。对反映紧急或重大问题的多人上访问题，接待部门按特殊情况及时处理。
第十四条 受理上访问题的直接责任单位在规定时限内不做处理，又不向上访人说明情况的，上访人可向当地党政信访部门反映，由党政信访部门督促处理。不属当地管辖的，可向其上一级主管部门反映，由上一级主管部门督促处理。直接责任单位或机关仍不办理的，由同级党政信访
部门按照国务院《信访条例》和《内蒙古自治区信访条例》的规定向有关部门提出追究有关责任人的处理意见。
第十五条 处理群众上访问题的直接责任单位和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追究有关领导和当事人的责任：
（一）属于本部门、本单位职责范围的上访问题，应受理而不受理或拖延不办，造成群众大批越级上访的；
（二）对上级机关作出的处理决定或处理意见拒不执行，顶着、拖着不办的；
（三）有意支持和纵容多人越级上访的；
（四）违反信访保密规定，将领导批示、调查情况、举报材料等透露给当事人，使上访人遭打击报复或造成不良后果的。
第十六条 对上访人反映的问题已作处理，并已作出复议决定的，如再上访，接待部门只做解释、说服、劝导工作，不再复查处理。
第十七条 各地区、各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工作细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自治区党委政府信访局负责解释，各级党政机关信访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第十九条 本办法从1999年1月1日开始施行。



1998年1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