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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对于境外PE/VC投资中国的影响与分析

阚凤军


　　中国国务院根据中国利用外资的整体情况，结合世界经济从经济危机中复苏的整体趋势，为进一步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更好地发挥利用外资在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国务院于2010年4月6日发布外资新政“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 （国发〔2010〕9号）。鉴于该意见对于境外PE/VC在华投资具有比较重要的指示意义，故结合文件主要章节的相关内容，进行初步解读，供相关企业参考。

一、优化利用外资结构
(一)根据我国经济发展需要，结合国家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要求，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扩大开放领域，鼓励外资投向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严格限制“两高一资”和低水平、过剩产能扩张类项目。

解读：本条释放出的重要外资政策信息，即中国相关部门将重新调整与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该指导目录总的原则是鼓励外商投资与高端产业、高新技术、服务业、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
上述规定虽然比较笼统，但如果我们能够结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做好创业板推荐工作的指引”的有关规定进行分析和解读，则不难发现该规定之重要意义。证监会指引第三条明确规定“保荐机构应重点推荐符合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向的企业，特别是新能源、新材料、信息、生物与新医药、节能环保、航空航天、海洋、先进制造、高技术服务等领域的企业，以及其他领域中具有自主创新能力、成长性强的企业。”。由上可见，两个文件基本上都鼓励和引导高端领域企业的发展与上市。众所周知，境外PE/VC中国投资经常会遇到投资退出的渠道和途径有限的客观情况，今后境外投资者通过积极投资上述高新技术企业，并利用自身的管理、资金等优势，培育发展所投资企业，最终可以通过相关企业在创业板上市等途径 实现高收益，增加退出的途径与机制，具有重要的指引意义。

(二)国家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中的政策措施同等适用于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
解读：这一条确认了外商投资企业与国内中资企业在享有国家政策方面的无差别国民待遇。不知道这是否是相关部门就一些外国公司投诉称中国在政府采购政策及其他措施中采取差别待遇的一种回应。无论如何，这一条从法律上保障境外PE/VC所投资企业在国内采购、招投标等商业运作中享有同等待遇、公平竞争。

(三)对用地集约的国家鼓励类外商投资项目优先供应土地，在确定土地出让底价时可按不低于所在地土地等别相对应《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的70％执行。

解读：本条对于外商投资项目获得土地供应的基本原则，如果用地的项目属于鼓励类外资投资项目，则会优先供地。同时，它必将成为外国投资者在与政府争取外商投资优惠政策的重要筹码，他们很可能要求按照土地基本低价的70%受让土地，从而节省大量的土地成本。必须指出，国家在提升外商投资积极性的同时，该条规定的优惠政策是否同样适用于国内其他企业，否则，可能造成外商投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
(四)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改进并完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

解读：国家相关部门，包括科技部门、税务部门等制定或出台新的政策，落实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及相关优惠政策享有等。鉴于中国已实行统一的企业所得税，但境外PE/VC投资高新技术企业或将相关企业引导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则会间接向受到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提高投资收益率。

(五)鼓励中外企业加强研发合作，支持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研究机构合作申请国家科技开发项目、创新能力建设项目等，申请设立国家级技术中心认定。
(六)鼓励跨国公司在华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采购中心、财务管理中心、结算中心以及成本和利润核算中心等功能性机构。在2010年12月31日以前，对符合规定条件的外资研发中心确需进口的科技开发用品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

解读：本条将引导跨境外PE/VC在华设立研发中心，加大2010年度在华的投资力度，最大限度利用科技开发产品的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等优惠政策。

(七)落实和完善支持政策，鼓励外商投资服务外包产业，引入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我国服务外包国际竞争力。
二、引导外资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和增加投资
(八)根据《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修订情况，补充修订《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增加劳动密集型项目条目，鼓励外商在中西部地区发展符合环保要求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解读：本条政策符合国家经济均衡发展、梯级转移的整体策略。目前，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正逐步由中国东部向中西部转移，同时，加快东部发达地区的产业升级、加速创新型企业的发展与壮大。目前，重庆、成都等城市在吸引跨国企业投资都取得重大的进展，一方面提升当地的整体引资水平及规模，也促进当地剩余劳动力的有效消化，提高当地生活水平。

(九)对符合条件的西部地区内外资企业继续实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保持西部地区吸收外商投资好的发展势头。

解读：本条进一步明确西部地区企业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引导外商继续加大力度向该地区进行投资。鉴于内外资两税统一，西部地区相关税收政策成为企业降低税务成本的重要考量。

(十)对东部地区外商投资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要加大政策开放和技术资金配套支持力度，同时完善行政服务，在办理工商、税务、外汇、社会保险等手续时提供便利。鼓励和引导外资银行到中西部地区设立机构和开办业务。

解读：尽管上述规定非常清晰具体，但具体实施过程中可能需要从国家层面进行督促及地方政府之间有效配合。企业转移过程中，特别是企业注册地与实际运营地不同，一些企业可能注销当地企业而重新在西部设立的新的企业等方式进行运作，这其中必然涉及工商、税务、外汇、社保等相关手续的办理，问题比较复杂。

(十一)鼓励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以市场为导向，通过委托管理、投资合作等多种方式，按照优势互补、产业联动、利益共享的原则共建开发区。

解读：国家鼓励东部先进的企业， 能够利用其已有的管理经验、技术、资金等方面的优势，扩大对西部的投资方式及投资规模。特别是鼓励共建开发区，这一条很可能引导东部强省集合省内企业的投资需求及战略考量，统一与西部相关地区共建开发区，从而整体降低企业土地运营成本等。

三、促进利用外资方式多样化
(十二)鼓励外资以参股、并购等方式参与国内企业改组改造和兼并重组。支持A股上市公司引入境内外战略投资者。规范外资参与境内证券投资和企业并购。依法实施反垄断审查，并加快建立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

解读：上述相关政策早已有之，关键是进一步明晰相关政策操作细则，为外资提供比较清晰、明确的参考。如我国的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就需要进一步明确安全审查的具体的流程、具体标准、安全的定义等问题。
合同履行与风险负担制度
刘贵祥

一、风险负担之涵义分析
　　所谓风险(Risk)，亦称危险，是指在双务合同的当事人一方的债务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之事由而不能履行，由此所产生的损害状态。所谓风险负担，即指上述风险应由哪一方负担1。首先，不能履行一般分为自始不能履行与嗣后不能履行。在自始不能之情形，因自始不能履行导致合同自始即失其目的，失其意义，失其客体，所以使之不发生任何效力。此种情况应由合同无效制度解决。其次，在嗣后不能履行之场合，该履行不能又可分为两种情形：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和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其中，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嗣后不能履行之情形，系属违约责任问题，此时合同债务变形为损害赔偿，由债务人负担；只要合同不解除，对待给付请求权即不消灭。因此，该问题也不属于风险负担制度管辖。最后，在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而导致嗣后不能履行的情况下，债务也因单务合同与双务合同两种不同情形而异其结果。在单务合同中，债务人债务被免除，合同归于消灭；而在双务合同中，尽管债务人的债务无疑应被免除且无须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债务人已提供担保的情形除外)，但是存在债权人的对待给付是否也同时被免除的问题。换言之，一方当事人义务的免除是否导致另一方当事人的义务也被免除。该问题可谓是风险负担制度的第一要义。有鉴于此，风险负担专指因不可归责于双务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嗣后不能履行所产生的损失后果之负担。
二、风险负担与违约责任之比较
　　基于上述之分析，尽管“是否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之标准成为划定风险负担与违约责任两种制度之分野，但由于风险负担与违约责任具有一定的共性，即两者都发生在合同嗣后不能正常履行的场合，皆是分配合同不能正常履行所致损害的法律制度；特别是在我国合同法采取严格责任原则的情况下，风险负担与违约责任更加难以区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两者之间存在本质上的差异。由于违约责任包括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因此我们在此将风险负担与该两种责任进行比较：
　　(一)过错责任与风险负担之比较
　　过错责任与风险负担存在如下明显区别：其一，过错责任存在的前提是合同关系，包括双务合同关系和单务合同关系；而风险负担则仅仅以双务合同关系为前提。其二，过错责任适用于一切违约领域，诸如拒绝履行、不能履行、迟延履行、不完全履行等，而风险负担则仅适用于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所造成的不能履行之场合。其三，过错责任以过错为成立条件，而风险负担则以双方当事人对不能履行没有过错为前提。其四，过错责任是国家强制债务人履行合同债务的法律手段，是道德和法律谴责与否定过错违约的集中体现，而风险负担则完全不具备这些品格，它是合理分配不幸损害的法律措施。其五，一般认为，风险负担尽管有债务人主义、所有人主义、交付主义等，但只要当事人一方有过错，即采取过错人主义。于此情况，如何区分风险负担和违约责任更成为问题，需要详细辨析。例如，在加工承揽合同中，材料由承揽人提供时，定作人过失地迟延受领，工作成果的毁损灭失由其负担风险，即定作人虽然得不到工作成果，但仍须支付报酬，在此，定作人承担的是风险，而非违约责任。但在保管合同中，保管人迟延返还保管物，此间保管物毁损灭失，由保管人向寄存人承担违约赔偿责任，而非负担风险。
　　(二)无过错责任与风险负担之比较
　　尽管风险负担与无过错责任皆是合理分配不幸损害的法律措施，都是基于公平原则而存在，但是，这些共性仍不足以掩盖两者之间的如下区别：其一，无过错责任只是不考虑违约方是否有过错，并不否认过错概念及其存在价值。在实务中，违约方很可能是有过错的；而风险负担一般只能产生于双方当事人均无过错之场合，即使在一方当事人有过错时适用风险负担归责，该过错也不是造成标的物毁损灭失的过错，不是酿成风险的过错，而是与风险有间接联系的另外原因的过错。其二，无过错责任具有补偿性，即通过责任者支付赔偿金等以使守约方的损失得到补偿；而风险负担不具有补偿性，填补不了守约方的损失，只是由谁承担不幸损害而已。其三，无过错责任由法律直接规定，存在的场合有限；而风险负担则可以产生于一切双务合同中2。
　　(三)应属于违约责任的几种损失情况
　　基于上述之分析，以下几种损失分配均属于违约责任，而非风险负担：(1)在租赁合同中，承租人未尽妥善保管义务而造成租赁物毁损灭失的，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也属于违约责任。(2)在融资租赁合同中，融租物在租赁期间内毁损灭失的，承租人向融租人赔偿该融租物毁损灭失的损失，属于违约责任；承租人已交付的租金不得请求返还或继续交付租金，属于风险负担。(3)在旅客运输合同中，在运输过程中旅客自带行李毁损灭失的，除非承运人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以外，应由承运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属于违约责任。(4)在货物运输合同中，运输过程中的货物发生毁损灭失，除非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否则应由承运人负担，属于违约赔偿责任。(5)在保管合同中，保管人对保管物的毁损灭失承担赔偿责任，属于违约责任；保管人不得请求支付报酬属于风险负担。(6)在仓储合同中，在仓储期间内，仓储物毁损灭失的，仓管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7)在行纪合同中，行纪人占有的委托物毁损灭失时，行纪人向委托人赔偿损失，属于违约责任；行纪人不得请求支付报酬，属于风险负担。在借用合同中，借用人对借用物毁损灭失负责赔偿，属于违约责任。(8)在旅店、浴池业中，旅店放置客房或交由业主保管的物品丢失，由业主负责赔偿，属于违约责任。(9)在旅游合同中，旅行社、旅店赔偿游客交由它们保管的物品的毁损灭失，属于违约责任。
三、我国合同法关于风险负担的立法设计
　　(一)关于风险负担的立法主义
　　在双务合同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而导致嗣后不能履行的场合，债务人被免除债务，是各国合同法的通则；但是，对于债务人之债务的免除是否导致债权人的对待给付也同时被免除的问题，综观各国合同立法，则存在如下不同的立法态度。
　　1?债权人主义。该立场认为，尽管债务人之债务被免除，但债权人仍应为对待给付，不能履行的风险由债权人负担。例如，买卖物因不可归责于买卖双方的原因而毁损灭失时，免除出卖人交付买卖物的义务，买受人却仍须支付全部货款。该主义发端于罗马法，后为德国普通法、意大利民法和日本民法所承继。
　　2?债务人主义。即由债务人承担不能履行的风险，债权人的对待给付被免除。例如《法国民法典》第1722条规定：“在租赁期间，如租赁物因意外事故全部毁灭时，租赁合同当然解除，如租赁物仅一部分毁损时，承租人得根据情况，或请求减少租金，或甚至解除租约。在上述两种情形，均不发生损害赔偿问题”。换言之，租赁物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而毁损灭失时，其风险由出租人承担，因为出租人作为债务人，再也不能履行其“保证承租人使用租赁物”的义务，而承租人支付租金的义务就归于消灭。法国民法以此原则为一般原则而适用于一般合同关系。德国普通法、奥地利民法、德国民法、中国台湾民法皆采取此主义。
　　3?所有人主义。依据该主义，风险负担随同所有权的转移而转移，应由标的物所有人承担买卖标的物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而毁损灭失的损失。英国法曾经采此主义。法国民法以该主义为特殊原则，仅仅适用于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合同中。我国审判实践和理论也认为在买卖合同中应采取该主义。
　　4?交付主义。该主义认为，风险负担随着标的物的交付而转移。交付标的物仅指转移标的物之占有，而不当然含有办理完毕登记手续等因素。英国法已开始接受该主义，《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也是如此。
　　5?合理分担主义。即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而致使不能履行的损失，由双方当事人合理分担。我国前《技术合同法》第3条第1款对技术开发失败的风险负担的规定，即采此主义。3
　　(二)我国合同法关于风险负担制度的立法设计
　　我国合同法对于双务合同履行中的风险负担应当采取何种主义，是合同法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下面我们对上述各种立法主义尤其是债权人主义和所有人主义的弊端进行分析，并结合我国《合同法》的若干规定，来具体阐述我国合同法关于风险负担制度的立法设计。
　　1?以债务人主义取代债权人主义。债权人主义的弊端基本有三：其一，该主义与双务合同的性质相悖。因为双务合同的两个债权具有牵连性或对价性，当事人一方既然免除债务，则对方也无须履行债务。其二，该主义有失公平。例如，在买卖合同中，其仅使买受人单独承受买卖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出卖人就价款可以不负担风险，因为金钱债务没有发生不能履行的余地，买受人不得因不能履行而免除支付价款的义务。此外，从双方给付均可能发生不能的双务合同而言，债权人主义也不甚合理。例如，在互易合同中，先成为不能履行的当事人虽然免除其债务，却可取得对待给付。其三，在出卖他人物品或二重买卖的情况下，将发生不适当的结果。在出卖他人物品的买卖合同中，该物品灭失时，出卖人不受任何损害，却有权对买受人请求支付价款。在二重买卖之场合，买卖灭失时，出卖人有权请求各个买受人支付价款。有鉴于此，我国合同法不宜采取债权人主义，在大多数双务合同领域应当采取债务人主义。理由在于：双方当事人的对待给付既然互具牵连或对价关系，一方当事人的给付既然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而发生不能，则理应不得请求对方为对待给付。所以，债务人主义符合公平理念和交易观念。当然，如果当事人在解除合同时对风险负担有约定的，则应依其约定。奉行债务人主义的风险负担，其构成要件有三：第一，必须是双务合同；第二，须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第三，须为不能履行。该主义实行之效力为：第一，债务人的债务被免除，债权人的对待给付也被免除；第二，债权人免为对待给付，尚有代偿利益请求权。如果债务人因不能履行的原因对第三人有损害赔偿请求权，则债权人得向债务人请求权让与该权或交付其受领的赔偿物。不过，债权人在代偿利益的范围内，应为对待给付；如仅仅获得一部分利益，则应按比例减少对待给付。第三，对待给付返还请求权。因双方当事人的债务均被免除，所以债权人未为对待给付时，无须再为；已经为对待给付时，因债务人的债务不能履行，可请求返还对待给付4。
　　2?以交付主义取代所有人主义。所有人主义同样也存在诸多不妥：其一，许多合同根本不发生所有权问题，如何采取所有人主义呢?诸如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合同等合同均不能适用所有人主义。其二，物权关系与债之风险本属两回事。一方不能履行，对方应否为对待给付，应由债之关系决定；所有人虽因标的物毁损灭失而丧失物权，但不得因此而决定对待给付请求权的有无。而所有人主义却将这些不同的事物混淆，诚属不当。其三，在出卖他人物品的情况下，出卖人没有标的物的所有权，买受人对于买卖物所有权未转移时亦然。此间买卖物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而毁损灭失时，如果依据所有人主义，则将无法确定风险应由谁负担5。其四，美国《统一商法典》起草时，起草人认为所有人主义太难以掌握，太不明确，容易导致纠纷，不利于货物风险负担问题的解决。卢埃林指出：统一商法典在货物的风险转移上完全不用所有权的概念，从而使风险转移的规范变得清楚和明确，几乎不可能产生误解6。事实的确如此，在适用所有人主义时，美国提起风险负担诉讼的案件相当多，而在统一商法典颁布后，极少有因风险转移问题而提起的诉讼案。风险随同货物交付而转移原则即交付主义的确立，使这类问题得以简化和明确。当然，美国出现这一重大变化是与它采取合同项下的物的确定作为所有权转移的标志之原则相关的。在美国，只要合同项下的货物被确定或特定，即使货物仍然在出卖人手中，货物所有权也转移给买受人。如果按照所有人主义，则风险也已转移给买受人，这就难免发生纠纷。因为货物的特定化往往取决于出卖人，确定合同项下的货物的时间也常常难以确定，买受人就更难以知悉。况且，要求买受人在没有受领甚至尚未看到货物之前就令其对该货物承担风险，也委实有失公允。采用交付主义取代所有权转移来确定风险转移的时间，已经为人们所普遍接纳。将风险转移与所有权转移完全分开，受到各国的普遍赞同7。我国合同法在买卖合同领域，也遵循世界潮流一改往昔的所有人主义而采纳交付主义。
　　3?有名合同中风险负担问题之研讨。在我国合同法所规定的有名合同中，风险有哪些?应当采取何种立法主义?在此我们进行具体研讨。
　　(1)买卖合同。在买卖合同中，虽然我国《合同法》采纳了交付主义，并在第九章中规定了交付主义的具体规则。但对此需要说明的是：其一，如果买卖合同当事人另有约定，则应信其约定。其二，交付标的物仅指转移标的物的占有，并不当然包含办完登记手续等因素。这样，在不动产买卖的场合，出卖人先转移不动产的占有，后与买受人共同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风险自转移不动产之占有时转移至买受人，而非自办理完所有权转移登记时转移。因为不动产既然已归买受人控制，由其负担风险是公平合理的，同时也促使其尽高度注意。同理，在分期付款买卖场合，作为买卖物的动产或不动产先交付，待全部价款付清后转移所有权，风险自交付时起转移，而非自所有权转移时由买受人负担。第三，在不动产买卖情形中，如果先转移所有权，后交付不动产，德国民法典规定风险自所有权转移时由买受人负担，其学说见解不一。我们赞同合同仍然采用交付主义，而非所有人主义。
　　(2)承揽合同。在承揽合同中，风险是指工作成果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之原因而毁损灭失，包括劳务、材料和损失。该风险之分配，应视由谁提供材料而有不同的归责：A.在定作人提供材料时，材料与劳务的风险应分别决定负担归责。关于材料的风险，我国《合同法》第265条规定，原则上应由承揽人负担，但属于不可抗力的，则由定作人负担。该规定可谓比较妥当，贯彻了“天灾归物权人负担”的思想。关于劳务的风险，我国《合同法》没有规定。我们认为应当采取并补充如下规则：该风险在受领前，应由承揽人负担，即不得请求报酬；在受领后或受领延迟后，由定作人负担，即仍应支付报酬。B.材料由承揽人提供时，工作成果交付之前，由承揽人负担风险；交付之后或定作人迟延受领的，由定作人负担。我国《合同法》隐含了这种思想。
　　(3)租赁合同。在租赁合同中，按照“天灾归物权人负担”的思想，并贯彻债务人主义，租赁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应当由出租人负担。我国《合同法》第231条规定，因不可归责于承租人的事由，致使租赁物部分或全部毁损、灭失的，承租人可以要求减少租金或者不支付租金，因租赁物部分或者全部毁损、灭失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承租人可以解除合同。该规定体现了债务人主义。
　　(4)货物运输合同。在货物运输合同中，承运人对于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非风险负担。我国《合同法》第314条规定了风险负担问题，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因不可抗力灭失，运费的风险应由承运人负担，即未收取运费的，承运人不得请求运费；已收取运费的，托运人可以要求返还。
　　(5)技术开发合同。由于技术开发属于开创性工作，存在着成功与失败的可能性。因出现无法克服的技术困难而导致技术开发失败的，其风险由任何一方单独负担，都将导致不合理。《合同法》第338条规定，当事人在合同中有约定的，依其约定；无约定或约定不明确且无法予以确定的，则由双方合理分担。系采合理分担主义。合同法的上述规定是意思自治原则和公平原则的体现。
　　
　　
　　注释：
　　123崔建远：《关于制定合同法的若干建议》，载于《法学前沿》第2辑，第43、44、45、46页。
　　4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新论·总则》，第373页。
　　5史尚宽：《债法总论》，第570—571页。
　　6《纽约法律修改委员会1954年报告》，第160—161页。
　　7徐炳：《买卖法》，第256—257页。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